近一段时间以来，邹春兰的事迹迅速窜红于各种大众媒体，关于邹春兰相关事件的报道层出不穷，议论颇多。我想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原全国举重冠军到现在成为搓澡工的反差，二是反应一个现象就是我国竞技体育只重训练不重文化知识的培养，三是得益于广大媒体的报道。对邹春兰的遭遇我表示同情，但在同情的背后，我们又该看到些什么？想到些什么呢？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市场经济走进我国的各个行业，在哪里都能见到市场经济的影子。以前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就等于有了“铁饭碗”。而现在呢，每年有多少大学生、本科生、研究生，都在为就业在努力拼搏着，有多少的大学生为生存而自谋职业。而邹春兰呢在退役后，吉林省体育局和举重队就为邹春兰安排过两次工作。但邹春兰对组织“给好安排工作无法胜任，”先是在某单位工作两年后落聘，后在某业余体校担任举重教练成绩不佳而辞职。组织也是关心邹春兰的，也是关心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运动员的。但是不是有了国家、有了组织的关心就行了呢？

    每个都应有适应社会的生存能力。虽然说那个时期，国家对体育的发展只是重训练不重文化知识的培养，但我们也看到，在邹春兰退役后，吉林省体育局给她支付了8万元的最高补偿金，一次性的与吉林省体育局划清了关系。后来她用3.4万元治了病，4.6万元做了生意，最后全部陪掉。但我们想想看，如果邹春兰用这治病余下的4.6万元做生意，发财了呢，现在会不会还有“邹春兰事件”的发生了呢？当然不可否认，吉林省可能还有“邹春兰”，其他省份也可能会有“邹春兰”。还有邹春兰如果用这4.6万元学一个另外的一技之长，现在也发财了呢。社会在发展，我们也得在变化，在不断的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

    各大媒体对“邹春兰事件”的报道，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了一些退役运动员的现状。国家体育部门在抓成绩的同时也不要忽视了对运动员再就业能力的培训，我们的运动员也应训练的同时抓紧时间学一些文化知识和体育之外的本领，为退役以后做好准备。

    就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一样，现在不是社会适应你，而是你要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跟上这个社会发展的脚步，要有这样的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生存，才能生存的更好。

        另：“清华模式”——体教结合。会不会给我们国家在培养运动员方面有所启发呢？

      后记：（新华网）长春４月１３日体育专电（记者焦宇）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就业困难，成为搓澡工的新闻被媒体披露后，其生活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１３日，一公司在长春与邹春兰签订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合作协议书，聘请她为企业产品的销售形象代表。

　　继全国妇联“半边天”洗衣工程办公室决定帮助邹春兰筹建“伊好洗衣店”，并向她赠送洗衣设备后，家具民营企业深圳嘉豪何室实业公司也决定向邹春兰伸出援助之手。据该公司有关负责人说，公司将安排邹春兰到全国各地进行宣传活动，希望她能将自己的故事讲出来，用自己不怕挫折、自强创业的精神感染广大群众。公司负责人表示，这份工作不会与开办洗衣店冲突。

　　据悉，邹春兰担任销售代表的月薪为１０００元，公司同时还将为她解决一年的住房租金。公司会为邹春兰安排相关的培训，而她从１４日起就将开始其营销代表的工作。

　　另据记者了解，“伊好洗衣店”的选址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吉林省体育局已发动系统干部、职工为邹春兰捐款，但目前开店的启动资金尚有较大缺口，为此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呼吁社会各界能够在邹春兰的创业道路上帮她一把。

    “试点市”农民不要报销却去私人诊所凸显药价虚高“机理”

       一盒出厂价仅为１０多元的普通抗生素药品，到了患者手里就飙升至１００多元。“一个医生每天可以轻轻松松挣到二、三百元药品回扣，这在业内已算是比较有‘道德’的了。”一位医生向记者透露。

       为切断药品流通链条中的“回扣环”，云南宣威市探索出“竞价采购，统一配送”的模式，禁止全市“公立”医院与药品供应商直接打交道，所需药品均由卫生局集中配送。这一做法引发了当地药品价格的“雪崩”：药品供货平均单价骤降３５％，有的单个药品降幅甚至高达９０％，各医院收治病人大幅增加，药品收入大幅降低。

       但是，记者了解到，这种群众普遍叫好的“宣威模式”竟陷入了“孤岛”的窘境。由于“回扣链条”被切断，部分药品的供货渠道受到抵制，有的医疗机构人员则不时放出怨诽之言。“宣威模式”能走多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切断“回扣链”却陷入“孤岛”窘境发人深思。

      一、“回扣”拉高药价，农民放弃“官办”医院补贴

    宣威是云南省的人口第一大县级市，从２００３年下半年开始，被确定为云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之一。

    作为试点市，国家财政给了相当的补助，农民在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后可以有一定比例的报销。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的参保农民依然不愿前来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反而热衷于前往一些私人小诊所。

    新上任的市卫生局局长石有昌就此展开调查。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虽然定点医疗机构是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以及各乡镇卫生院等公立优质医疗资源，但这里的药品价格远远高于私人诊所。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即使给农民一定比例的报销，花费价格也远高于私人诊所。

    这使石有昌得以探知了形成药品价格虚高的一般“机理”：在药品流通中，药品选择、用量多少都是由医院甚至是由医生决定的，药品供应商为了推销药品，用高回扣等手段腐蚀医院的药品采购人员和医生，导致医院热衷于采购高价药品，医生热衷于开“大处方”。进药无需“回扣”的私人诊所便因此显出了竞争力。

    “必须切断药品供应商与医院的回扣环节，这不仅是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需要，也是降低药价、铲除医疗腐败的根本措施。”在向市领导汇报时，石有昌说。他的意见得到市领导支持，从２００４年下半年开始，市卫生系统开始探索“竞价采购，统一配送”的药品流通模式。

    二、统一配送引发药品价格“雪崩”

    宣威市副市长徐天荣向记者介绍了新模式的流程：公开招标前，宣威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组对拟定的６００多种常用药的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及付款方式进行调查，基本掌握了药品的真实价格。在此基础上，市卫生局成立药品配送中心为招标方，对全市３２家“官办”医疗机构每年所需常用药品进行“捆绑”招标采购。各医疗机构需要的药品规格及数量通过网络告知市药品配送中心，配送中心告知中标经销商及时配送。

    徐天荣说，新模式有几个成功的“关节点”：“捆绑”采购形成了采购优势，提升了降低价格的话语权；招标方即采购方，招标不流于形式；明确招标价即采购价，无需经销商在中标后再行“公关”，使招标采购成为真实的市场竞争。

    经过三轮激烈的竞争，经营药品多年的云南科汇医药发展有限公司最终胜出。新采购价与原采购价相比，综合降幅在３５％以上，有的临床药品降价幅度甚至高达９０％。以常用的几种药剂为例，规格为０．１×１０毫升的洛美沙星针原采购价为２７．６４元／瓶，现在仅为３．５元／瓶；大理生产的１００毫升／瓶的鱼腥草注射液的零售价由４０元－５０元降为５元。以过去年平均药品收入为５０００万元计，相当于为群众节省了近２０００万元的药品费。

    科汇医药公司董事长田善栋透露，在报纸上看到宣威药品新采购办法后，他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无需对医院公关”。他举例说，２克的头孢他啶粉针水，他曾在其他的地方卖到１０２元，但实际上其中的８０％部分要用于“打点”医院领导、临床科室主任和医生，自己的毛利也就１０多元。在宣威的中标价只有１３元，虽然利润少了点，但是不用再做“打点”医院的烦心事、恶心事。

    药价降低的最大受益者是患者。双龙居委会农民张绍祥在２００３年９月因消化道出血住院，几天就花了１．３万余元的医药费，今年１月他再次住进同一家医院，差不多同样的住院时间，花费仅３０００多元。

    “药价低”还吸引邻近省份贵州的许多农民前来买药、看病。日前，威宁县龙场镇元平村的农民苏小芝因患“肺心病”住进了宣威市人民医院住院部内一科。儿子陈云说，带母亲到宣威看病，“最主要的原因是药价低。”

    宣威市昔日冷清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始繁忙起来。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祥友介绍，与２００４年相比，该院２００５年的门诊人次增加２５．６２％。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卫生部门在揽权。对此，石有昌解释说，这是一个分权互相监督的机制，配送中心是执行方但不存在利益关系，医院用药但不具体采购。配送中心和医院互为监督。

    三、“无回扣可吃”让医院“回归本位”

    赵文俊是宣威市人民医院的院长。问及药品新采购模式实行对他的影响时，赵文俊笑着说：“我在采购药品的价格上没有了发言权，虽然现在仍然有人来找我推销药品，但我一句话就可以打发他们：我没有进药的权力。”

    他说，在新的运行模式下，他的最主要精力应该也只能用在提高医院的治疗水平上。虽然２００５年该医院药品收入仅１８００万元左右，比２００３年下降了７００多万元，但全院接待门诊病人增加了２万多人次，住院病人增加了１０００多人次，总体医疗收入没有下降，“这正是医院应该努力的方向。”

    市卫生局长石有昌认为，除了直接降低药价外，药品采购新模式给当地医疗机构带来的一个更大效应是医院“回归本位”。医院院长腐败几率小了，医务人员的“歪门邪道”少了，促进了医德医风好转，患者也满意了。

    据介绍，药品收入在宣威市各医疗机构总收入中的比例大幅下降。２００３年，全市３２家国有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６３．６８％，到２００４年底下降到５８．８８％，２００５年这一比例仅为４０％多。

    四、“孤岛”模式能走多远？

    面对药价虚高的顽症，宣威市尝试在医院和药品供应商之间建立“隔离墙”的做法引起了业内外的关注，有舆论甚至称之为“宣威模式”。

    但是，石有昌却出言谨慎：压力很大，能走多远很难说。

    石有昌坦承，实行这一模式是向不合理的“潜规则”宣战，当然会有各种力量或明或暗、或大或小地反对或不支持、不配合。

    经历了一年多的风雨，石有昌承认：医疗系统不少人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这些人能耐还很大，有从各种渠道“鼓捣”的本事。因此推进新模式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幸好有市党政主要领导的支持，幸好配送中心的操作是公开、透明并接受医院监督的，药价大幅降低也是铁的事实，不然这个模式早就运行不下去了。

    在宣威竞标取得配送业务资格的科汇公司受到的压力则更要具体和复杂。一方面，科汇以超低价格竞标受到了一些供药企业的抵制，一些供药企业干脆明确不再供应科汇，给科汇的配送业务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本来合同上要求宣威市医疗机构在用药后及时回款，以保证公司业务正常运行，但一些医疗机构暗里采取不合作态度，至今有约４００万元药款迟迟不予交付。

    更严重的是，作为一种运行机制的调整，宣威的做法还凸现了“孤岛”的窘境。比如，按照有关规定，县级单位不能单独组织招标，只能跟上级的标，宣威市的做法可算是“违规”。

    “我们就继续走下去吧，不断完善，不断改革，一定要从机制上拧干药价虚高的水分。”石有昌说。

                                                                                                         来源：新华网

    正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外语教学法国际研讨会透露，全国约有3亿人在学英语，占全国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大中小学学英语人数超1亿人。有专家预测，再过几年我国学英语的人数将超过英语母语国家的总人口数。

    在教育史上,恐怕没有一种课程像“中国的英语课”一样费时低效了。无论是领取毕业证、学位证，还是攻读硕士博士，英语成绩都具有一票否决权，逼得学生们宁可应付专业学习也要“生啃”英语。而相当多的人走上工作岗位后发现自己并不需要英语。

    我们是否该为这3亿人“啃”英语的超强阵容感到自豪？这股狂热背后存在多少荒诞的泡沫：仅仅用作职称评定的职称英语，每年烧烤着数百万人的神经，“一刀切”地将众多人才排斥在职称门外；乱象丛生的考试经济，又滋生了太多的权力腐败与权钱暧昧。李金华审计长在去年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自1989年以来2.24亿元，没有上缴财政专亡，并从中坐支相关考试费用等1.9亿元。

    浙江大学高分子物理教授郑强在一次演讲中措辞激烈地说：“如果我是教育部部长，我首先要改革英语教学，取水六级考试，一个研究生连中文都不及格，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此言尽管有些偏激，但痛切时弊。

    3亿人“啃”英语是否值得炫耀呢？英语在我们的各个行业中是否都需要呢？大学英语考试是有改革的需要呢？各项职称的评定是否都用英语一刀切呢？